對于古紙，也有一些紙史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些古紙大多是采用“借物斷代”法進行斷代的，而這種斷代方法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斷代結果并不可靠。

他們認為，同時出土的器物所攜帶的時間信息有相當大的誤差范圍。某種器物的形制雖然對應一定時代的技術特征和文化特征，但這種特征未必在較短的時間內突然消失，而往往具有一定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即使可肯定是某個時期內制造的器物，其入土時間也未必就是那個時期，而只會較那個時期為晚，具體晚多少年當然各不相同。再說，從邏輯上分析，只能以墓中出土的所有器物中最晚的器物定該墓的時間上限，而其下限只能大致估測“距此年代不遠”。以灞橋紙為例，雖然同時出土的有三鈕銅鏡等西漢時期文物，但也有“鉛片數十節”，據有人考證，從東漢時代開始才有墓葬中把鉛片用做墓主執掌的買地券（地契憑證）的葬例，據此，有人提出，灞橋紙的原始斷代結果并不可靠。

與器物相似，葬式所反映的時間信息也是比較粗略的，新的葬俗開始流行并不意味著舊葬俗的消失，所以葬式也只能作為確定墓葬年代的參考信息。放馬灘漢墓的斷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雖然其墓葬結構與秦墓基本相同，但由于隨葬器物特點接近于陜西、湖北云夢等地早期漢墓的同類器物，所以其時代只能以較晚者定。不過這樣推斷的結果仍可能有一定的誤差，該墓中雖有與其他地方出土的早期漢幕相類似的器物，也未必就是與那些漢墓同時期的墓葬，而有較之稍晚的可能。

除了“借物斷代”本身的邏輯不確定性帶來的“西漢古紙”斷代的疑問外，有些學者指出，另外一些因素也會導致紙史界不能接受將這些古紙認定為“蔡倫前紙”的結論。如放馬灘紙的發掘報告中談到“由于地下水豐富，加之蘆葦叢生，起到了滲透作用，所以墓中積水很多，隨葬品大都保存不好”。在這樣的環境中，連棺內尸體衣物等均已不存，為何“位于死者胸部”的纖維紙卻能留下殘片。這自然會使人猜想紙片有可能不是隨棺人葬之物。再如，在居延漢長城烽隧遺址中先后發掘出土了數萬支漢簡，其中有屯軍采購衣食及生活用品價格清單，已經有了“河內筆”，卻沒有紙的記載，說明當時書寫材料仍用簡。

還有人從古紙的質量、大小及用途方面分析馬圈灣紙的年代。馬圈灣紙的“緊度”和“白度”兩項重要指標均與8世紀唐代經過捶打、砑光等技術處理的加工紙無明顯差別。最大張幅面達32×20厘米。紙幅這樣大、質地這樣好的紙沒寫上字就白白棄掉，說明它一定是紙已發展到大批量生產階段的產物。

有人根據古文獻中尚未發現西漢已有植物纖維紙的記載這一事實，從另一角度說明西漢無紙。與蔡倫同時代的著名史學家班固(32一92)的《漢書》，記述了從漢高祖到王莽時代230年間政治、經濟、工藝、文化的各個方面，被譽為“周密詳備”之大著；著名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27一97)的《論衡》成書于96年，對“針芒毫發之事，無不記載”，并提到簡牘和縑帛等舊的書寫材料多達數十處。如果西漢時代已有成熟的造

紙術，那么這兩部書不可能不提到。另有充分證據認為王充自己也未使用過植物纖維紙。

我們認為，造紙術起源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大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見解，有益于該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要討論各方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遵循科學的思維方法，客觀地對待已有的科學事實，最終是可以達成共識的。

客觀地說，針對幾種古紙提出的種種質疑，指出了這些古紙在斷代方面存在的不足：但是，這些不足只意味著這些古紙的原始斷代“有可能”是不準確的，或者說不是絕對可靠的，而不足以否定原始斷代結果。此外，像居延漢簡和班固的《漢書》、王充的《論衡》中沒有提到紙之類的論據，也不能證明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就像沒有提到某種罕見的動物，并不意味著當時沒有那種動物一樣。

應當看到，“蔡倫前紙”實物的發現已不是僅有的一兩個孤證，無論“灞橋紙”是不是紙、是不是西漢紙，都不足以否定“蔡倫前有紙”的結論。況且今后可能還會有類似的發現，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不可視而不見。如果說某一兩種古紙的斷代有可能因“借物斷代”本身的缺陷而不夠準確的話，那么，我們并沒有理由認為，只要是“借物斷代”的古紙，都是不可信的。如果把蔡倫前無紙看做絕對真理，認為凡是“蔡倫前紙”要么是斷代有誤，要么不是紙，那也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目前對這些古紙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例如可以利用現代科技考古中的測年技術對各古紙年代進行準確測定。測量古紙年代可以用碳一14測年法，但傳統碳一14測年需要樣品量太大，不適用于極其珍貴的古紙的測年。所幸現已建立了加速器碳一14測年法，這種方法需要的樣品量僅1克，較前者小得多，誤差范圍理論值小于50年，可以用于古紙斷年。